闲得无聊，看看小历史吧。
另外，这篇文章，抱歉没找到原作者，没获得授权，也不知道该署谁的名，原作者如果看到了后台留言下，谢谢。
话说复盘哥最欣赏的人里面也有姓杜的，杜琪峰。跟今天这篇文章没关系，突然想到罢了。
无论如何，过年了，大家该玩玩，该赌赌，就是别闷着。
杜月笙(1888-1951)，男，原名杜月生，后由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人（今上海浦东新区），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
1902年，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
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
故事开始
1928年初，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还在大开赌场（法租界的几大赌场均由杜月笙保护），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多。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工厂、单位，就有56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漂白出身：中汇银行财源广进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
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借钱这种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棠是英国银行的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两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
杜月笙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向来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来说，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连威逼带利诱，以50万元打发了她们，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
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招”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长。
据说，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霖。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烟赌的摊档老板无不是腰缠万贯，杜月笙只要招呼一声，他们的巨额流动资金都从别的银行、钱庄转入中汇。
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堆花为当时上海银行同业中的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同业银行都要在银行开幕当天向新银行存进一笔款，表示道贺，称为“堆花”），所以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就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漂白背景：通商银行政商暗结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可见和北洋势力渊源深远）。
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不敢露面。
后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
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银行挤兑，银根抽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8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露出一些真钞，而究其实，除了露出的真钞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废纸。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挤兑者心态渐趋平稳。
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大把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召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赶这个热闹来添乱子。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最终平息下去，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控制权。
不过，知情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们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因为银行大笔资金投在营业大厦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只得上门求杜月笙“排忧解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杜月笙给人家下的套，解起来还不容易？上面说到的通商银行大厦贱卖的事，就是在这次挤兑风潮中出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从建政开始，就在想方设法控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脉，而杜月笙则和这股势力合谋，趁机坐大。
漂白面子：大达轮船风生水起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靠的是“三杨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从1931年开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业，在自己银行家的头衔上又摞上顶实业家的帽子。
这一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账。
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
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青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
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的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蒋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实力也颇雄厚。
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感到威胁。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让上海航政局长从中作梗，致其通航苏北的许可证迟迟办不下来。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
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青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请高抬贵手，至于其他公司，杜月笙并不干涉。
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保险，当然是顾客蜂拥云集。后来，在惨烈的价格战之后，三北公司竞争不过大达轮船公司，只好转而和大达合营，划分势力范围。杜月笙就此巩固了其航运业的地位。
漂白地位：面粉行业头把交椅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生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他在赌场大败亏输，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仅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其纳入囊中，而实际上，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北方回来，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向杜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面粉厂，多达几十家，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难度甚大，所以必须另出奇谋。
王禹卿多年来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经验丰富，声望卓著，是荣氏企业的台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价将王禹卿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第二步，打入面粉业的行业协会。
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有两派势力，一派是上海面粉业公会，一派是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个得力助手叫杨管北，此人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曾开设面粉厂，故此与三省面粉业公会颇有渊源。适逢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
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面粉业公会活动，为减轻同业的负担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匪浅，“交关要好”，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是“闲话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级级畅通无阻，最终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厂商对杜月笙自是感激不尽。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荣宗敬等便以其在维护同业利益上无所作为，受到各方抨击，而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漂白身份：上海商业呼风唤雨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滩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人商界组织——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发生了兴趣。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其实和杜月笙关系还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
况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号）不仅从商资历之深非杜月笙这种十六铺毕业的水果行门徒所及，而且蒋介石当年北伐之后东进江浙和上海，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笔银子的，故政坛的水深水浅，他都趟过。这样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将他拉下马来，取而代之，一时之间恐难奏效。经过再三盘算，他决定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选王晓籁作为替身，将其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此人还有个外号“多子王”，可以和四川军阀杨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几乎“多不胜数”。一个可能真实的笑话是说，他在抗战结束后从重庆返沪，进了自家院子，见一小孩在游玩，乃兴味盎然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小毛头真可爱，是谁家的孩子啊?”结果保姆匆忙跑出来拉着小孩子说：“宝宝，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
杜月笙对“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有意出任鱼市场总经理，但不少渔民和鱼行经纪人对王晓籁并不支持，可见他在社会下层没有势力，不能服众，即使虞洽卿在上层支持他，也无济于事，乃向虞洽卿请求辞职。
无奈之下，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他或许已经知道，让自己塌台的后台就是杜月笙。这时的杜月笙并未一鼓作气换掉王晓籁，倒是转过头来去拉拢他。杜很畅快地答应让王晓籁留任，只要王听话就行。一得一失之间，王晓籁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
此后，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再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也无不奏效。眼见得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而且跟杜是如胶似漆，关系比跟自己还火热，在商场奋斗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凉意，去意渐生。于是，在杜月笙的筹划和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是言听计从，而上海市商会也就纳入了杜月笙影响力之范围内。
漂白权力：上海“黄色工会”调处有道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
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自是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是让他感激涕零。
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满口答应连声说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最大的一帮势力。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
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这些工运领袖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场，跟他过不去。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这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
操控术
杜月笙从黑转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帮势力，在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冲突中以“中间人”“调解人”进而是“主持人”的身份来“排忧解难”，而这些“忧难”暂时解决之后，卷入纠纷的几方势力都发觉，他们自此再也离不开这位大热心人“杜先生”了，否则又将事无宁日。杜月笙总是使自己处在三角形的顶角位置，跨在另两个对立的角上面，安稳地建构他的权力金字塔。
所以，有冲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滩什么难事只要“杜先生”到场，“闲话一句”，就可解决。没有冲突的地方，为了能够打入其势力，他也会制造出冲突来，再装模作样很“公道”地解决。他的解决办法，总不外乎软硬两手，黑白两道，明暗两面。软的不行来硬的，黑的不行来白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中，杜月笙织就了笼罩上海滩，甚至遍布全中国的权势网络，成功地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精选留言
34阿忠 杜月笙是川沙杜行人，离我老家只有几里地。听我外公讲，他在我们当地的名声是很好的，为家乡出了很多钱，兴办教育。 34z 沙发 28我叫小任 去查查蒋委员长这个小宁波做红马甲最后怎么因为输光屁股做了委员长的故事吧 19我是秦明月 顺势而为昌，逆势而为亡，杜的一声验证了这个道理。
